[74]例如在任某诉上海市公安局大华新村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根据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门弄号标牌的设置安装不再由公安派出机构组织实施，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但派出所是在2009年4月7日即旧法实施期间收到行政相对人的信访件，因此仍有设置门弄号标牌的义务。

不过，需要在其中看到区别：传统的正当程序制度针对的是行政决定导致的行政相对人实体性权益的减损，强调受到不利对待的行政相对人能够进行防御与申辩。典型的场景包括：行政机关没有履行对个人健康状况、家庭住址等敏感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将上述敏感个人信息不当披露给其他行政机关或外部主体，导致信息主体被羞辱感、恐惧感等情绪困扰。

但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之下，基于风险规制的目标，有必要让作为信息主体的个人充分知情、参与，对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及时纠偏。在一些行政任务履行完毕之后，妨碍履职的情况可能已经不存在。在间接救济维度，在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作出行政行为后，信息主体可以针对该行政行为寻求救济，由法院或行政复议机关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进而，在行政活动中，在对个人信息权益进行救济时，需要同时考虑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履行与公共利益的保障，也就是要考虑行政行为作出的效率性、连贯性与安定性，并同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逻辑相衔接。[4]归结而言，要解决上述问题，核心在于厘清行政活动中个人信息权益救济的基础原理。

应该看到，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不同于秩序行政下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侵益性行政行为导致的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减损，这两种情况背后的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和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理念存在差异。其次，针对如何救济这一问题，提炼出间接救济与直接救济两种路径，明确两种路径各自的运行逻辑与适用情形。《1979年修宪决议》的功能是营造一种宪法和法律应有极大的权威的社会氛围和压力，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

因为这牵动的是由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共同确立的旧宪法框架。这是现有公开资料中，首次看到修宪的出现。假设一部从来没有修改过的宪法，尽管它的内容和正当性一直保持不变，但它在通过第一天的权威与十年后甚至一百年后的权威肯定是不同的。但通过研究《1979年修宪决议》，可以发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起点可能早在开端之前。

但不管怎样，只要认可宪法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是正相关的，马上就会发现宪法权威存在着一种初始难题：一部宪法往往在刚通过时权威最低。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和八二宪法的五次修正虽然都同属于部分修改，但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属于修宪决议修正，而八二宪法的五次修正才是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

除了修改七八宪法，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更广为人知的是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5月17日报告为决策提供了低、中、高三个方案。把七八宪法与地方组织法等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不一致的地方都进行修改。《1979年修宪决议》确立了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公告逐条列举对宪法条文修改这样一种修宪形式。

这方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弗逊制宪每三十四年就重来一次的观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在涉及种族平等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曾说美国宪法是色盲（color-blinded），它看不到黑白和任何种族因素，宪法的眼里只有一个个平等的公民。如前所述，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甚至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比，这四部法律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引人注意。根据王汉斌的回忆，由于当时已经决定制定八二宪法，因此倾向于第三个方案，因为比较简便易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地方组织法的亮点被彭真总结为三点：一是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

倒向变的极端会让宪法丧失稳定性和权威。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1979年修宪决议》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完成对宪法权威和未来修宪技术的储备。

最终，邓小平批示赞同第三种方案：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是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换言之，一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上报的方案都是只作决议不修宪。方案一是保留革委会，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中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法制委员会成立后，就把立法列为重中之重。等到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时，这种方式已经轻车熟路。

二是因为决议原计划不修改宪法，因此准备写入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对于如何处理新立法与七八宪法的冲突，当时同样存在三种方案：第一，只修一条。

在彭真看来，这样做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三是赋予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主要提出了两点相互联系的建议：一是肯定决议草案的内容，但建议把决议内容直接写进修改宪法的条文。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1979年修宪决议》是会议最后一天通过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才是中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在《1979年修宪决议》通过后第二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1980年9月10日又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以下简称《1980年修宪决议》）。尽管几乎人人都清楚新宪法已经呼之欲出，但在这种背景下仍然认真对待旧宪法恰恰体现了对宪法和法治最大的尊重。因此，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首先要求宪法必须拥有最高权威，宪法权威是整个法律体系权威的顶端和起点。

只有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法律才可能拥有极大的权威。如前所述，任何一部宪法在诞生初期，其权威都是相对较低的，初始时期的宪法因此也更加脆弱。

二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二）从只作决议不修宪到《1979年修宪决议》之所以说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立法倒逼修宪，首先是因为这四部法律修订的启动要早于修宪。

七八宪法两次修正使用了决议，而没有使用修正案。就像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时所设计的，一切本来都是为不修改宪法做准备的。

在正常的法治体系下，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应以宪法为准，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时，这种修改方式获得高度肯定：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5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这种时候，仅靠官方文件和领导人反复强调宪法的权威是不够的。一切只要能够维持甚至凑合到新宪法诞生就可以。

但涉及修宪并不等于一定修宪，而且即使要修宪，也只需要采取部分修改的做法，并不需要修改整个宪法。《1979年修宪决议》是修正案或部分修改这种方式第一次出现在制宪和修宪者的工具箱中，八二宪法迄今为止的五次修正大致遵循了1979年修宪决议所开辟的路径。

至于修宪决议修正与修正案修正的区别，主要在三点：（1）名称。《1979年修宪决议》第1、2、4、5、6条主要涉及取消地方革委会。

1954年宪法之后，我国宪法经历的两次修改——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是通过整体修改（其实就是重新制定宪法）的方式完成。等到八二宪法真正通过后，由于有了之前的助跑和预热，新宪法等于是在一个速度不再是零的环境下开始起跑，这当然有助于更快克服其在初始阶段面临的权威上的挑战。